61岁，白布上衣、灰白偏分长发、清瘦。寡淡的表象背后，是骆宏俊与深圳街头文化的相依相生，是在街头江湖摸爬滚打的历练，是一颗被命运捉弄仍坚信不疑的心。
合法身份
骆宏俊和乐队主唱小强来到莲花街道办执法队综合办公室，带着两份关于争取街头演出合法身份的手写申请报告。
在媒体见证下，骆宏俊拿出申请报告给工作人员，说到街头艺人“游击”漂泊的辛酸境遇，他流下了眼泪。后一天，骆宏俊又去了福田区文体局表达诉求。
彼时，国内还没有城市专门将街头艺人纳入管理，骆宏俊代表的街头艺人的诉求给管理部门出了一道题。
反复斟酌后，管理部门采取了暂时容纳的态度，默许街头艺人进入市民中心广场表演。
于是，广场上出现了新的乐队，艺人的种类和游人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，这个空间开始成为具有都市文化特点的城市人文景观。
但随着艺人的不断增加，广场管理难度加大、艺人良莠不齐成为管理部门面临的新问题。这期间，骆宏俊曾多次被街道办邀请参加座谈会，阐述自己对街头艺人管理的观点。
2015年4月1日，莲花街道办针对街头艺人进行考试，在划定区域内，执证上岗。
在以前，大家靠抢，谁来得早位置就是谁的。现在，另一种竞争开始出现，优秀艺人不断通过考试进入广场，得到演出机会。
同年6月，骆宏俊通过了考试，拿到了街头艺人证。
他获得了其中一个声乐表演位置，通过抽签方式决定哪一天能来——工作日表演时间为18点至22点，周末与法定节假日为11点至22点。
从此，骆宏俊在市民中心广场的演出有了合法身份。
一个人
在此之前，骆宏俊组建的原上草乐队已经分崩离析。
骆宏俊反思后，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生存问题。收入下降，钱不够用，年轻队友谈女朋友、交房租，靠卖艺一个月三四千块钱的收入压根不够花。
主唱小强最先走，走了一个，人心就散了，其他成员也陆陆续续走。
两个去了丽江，另外三个加入了广场上另外一支更年轻的乐队。
骆宏俊又成了一个人。他独自住在靠近龙华地铁站附近的出租屋里，17年时间里，很少搬家。
有演出位的时候，他要把二十多斤的器材通过地铁4号线运往市民中心广场。晚上演出完，他再按同样的方式拖回来。
骆宏俊形容自己住的地方很脏乱，只有在他强迫症来的时候才会收拾整洁。他家里装有弱音器，空闲时，一遍遍练习那些他认为还没有达到至高境界的曲子。骆宏俊所说的境界，必须一首曲子练千遍以上方有可能抵达。
骆宏俊的音乐启蒙源自于8岁那年他从武汉去往北京的火车上。在经过河北时，车厢飘来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的悠扬旋律，让本来在过道里蹦蹦跳跳的他安静了下来。
他第一次触碰二胡是在回乡之后。土坡上的教室墙上，有一把落满灰尘的、一根弦的二胡。那时候，他已经会识谱、唱谱，一个下午，他居然摸出了一首完整的曲子。
无论是做知青，进工厂做工人，还是出来做生意，二胡从未离开过骆宏俊。
家
骆宏俊很少回家，但他拉二胡赚的钱绝大部分都给了家里。
他的家人并不理解他，亲人们抱怨说，他有些自私，本可以不用这么辛苦，可以多顾顾家里。他摇摇头，不做声了。
骆宏俊对家有着非常完美的设想，他希望在老家有一栋三层楼房，一楼是厨房和会客厅，二楼是他和太太的卧室，另外给即将出嫁的女儿留一间，三楼给儿子。这个目标目前已经实现了大半。
过节时，他叮嘱太太要给孩子们做最好吃的，即使他自己在喝粥。想家的时候，他把电话开着，拉一支曲子给远在湖北老家的太太听。
他说，一个男人必须要让家里幸福，自己苦些没关系，这是责任，也是原始动力。不管家人是否真的需要，骆宏俊先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。
他在深圳街头拉二胡的第一天，只收到了47块钱，那样的年月里，他还要供养一双儿女读大学。
起初，骆宏俊很在乎钱，在开始拉二胡之前，他会先放几十块钱到琴盒里“撑场”，有观众放了钱，他心里会咯噔一下。
但他慢慢发现，在乎钱的时候，就不能百分百投入演出了，心里老被什么东西噎着，不平实。后来，骆宏俊就索性自己不放钱了，演出过程中也不跟观众有眼神接触，因为抬头一看，对方也会不好意思，反而影响发挥。他把这些写在琴盒上，请大家原谅他在演奏的过程中不能口头交流。
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时候，骆宏俊反而通透了。
《赛马》的热烈奔放；《女儿情》的欲说还休；《一剪梅》的清丽悠扬……每拉一次都是不同的演绎，曲子里有他向听众传递的情感。
当骆宏俊把琴盒拿回家，里面的打赏数目往往令他惊喜。随着他更关注内心，惊喜的次数越来越多。
他不喜欢重复，认为靠技巧征服听众的方式有点显得油滑了，注入感情的演奏才有长久的生命力。
当疲惫的人们下班后，在他跟前驻足，听他拉一曲，那种烦恼烟消云散的表情让他充满成就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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